《继承、方法和态度的万年虫》（《中华读书报》1998年8月19日第11版），是读了《积极继承与“批判继承”》（同报1998年7月15日，第11版）而写的，由于《积极》一文中讲到钱穆先生“研究本国历史者，应对本国历史具有温情与敬意”，所以，《继承》一文也用较多的篇幅来谈这“温情与敬意”。
《继承》认为，“温情与敬意”非但对“研究本国历史者”应有，即使研究外国历史，研究熊猫，研究袋鼠，研究地震，研究海啸，无不应有“温情与敬意”即“西方所谓专业忠诚”。立论如此，虽然是无懈可击的，不过，《继承》一文所说的“温情与敬意”，显然并不是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敬意。以下愿试分析之。
钱先生这句名言，见于《国史大纲》一书前的“阅读此书应有的信念”，共四条，温情与敬意见其中第二条、第三条，因篇幅不多，兹全文照录：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的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读以上四条，可知《积极》一文引用“温情与敬意”的概念是与原作者原意基本相近，而《继承》一文所说的“温情与敬意”已远非钱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可以说是完全另一种事物了。由此出发来引出不能“积极继承”只能“批判继承”，似更无说服力。
“温情与敬意”钱先生主要是针对“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偏激的虚无主义”等现实存在的倾向而提出来的，这样的“温情与敬意”，是否就会导致“独断（一元）化继承”、导致“必然的归趋是没落”，如《继承》一文所说的这样危险呢？其实在《国史大纲·引论》和《国史大纲》的许多章节中都可以看到，存“温情与敬意”，不会因而就看不到衰象，看不到腐化，看不到没落，看不到黑暗，看不到贫弱。以上种种，书中均有详述，而“引论”中也明言“不识病象，何施刀药”，“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温情与敬意”所反对的是“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把今日一切病均归于传统，虚无偏激等）。若存此温情与敬意，文化大革命当无由发生。
“积极继承”（《积极》一文提出的）也不是主张传统不能批判，反对的是“批判继承”口号下的只批判不继承。文化大革命自然是其极端形态。没有达到这样极端之前，也是批判为主（有违钱先生所说的信念），所以《积极》一文会引述钱先生的“态度”来立论。《继承》一文虽由《积极》而来，其实却似并不针锋相对，而有些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不是说的同一事理。二文可以说各具自己的“温情与敬意”（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虽然反对温良恭俭让，而对他们心目中的神圣事物，也颇具“温情和敬意”的）。
清末以来，许多志士仁人向世界向西方寻求真理，但是西方的老师总是要欺负中国，到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使中国人见到了真理的曙光。直到几十年后，才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之说。有些志士仁人先辈或许就是吃了没有对祖国历史抱有基本的温情与敬意的亏，把中国的几千年，概称为封建、专制、黑暗，概称为“旧中国”。《国史大纲》之提出“温情与敬意”，是针对那种“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都在是。迷于彼而忘于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国史大纲·引论》），而主张“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所以当年《国史大纲·引论》1939年在报纸发表，即曾引起轩然大波，赞许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曾经成为当时的一个“焦点”话题。
今天，时过半个多世纪，重提“温情与敬意”这个话题，有人赞许有人反对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至于本文，恐怕只能起一点提供资料的作用而已———若要真正研究这个问题，《国史大纲》原书及作者同一时期的另一力作《中国文化史导论》是当先读一下的（无论是赞成温情或反对敬意的都一样）。
